相反，即便人民币汇率不升反贬，但假如中国出口商品成本和价格的上升幅度大于人民币贬值幅度，中国的出口也会相应减少的。
这就给了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极重要极深厚的内在原动力。所以，新教资本主义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把更多地赚钱作为人生的天职。
1929年，当时的上海市政府对21个工业行业28.57万名工人作了调查，工作八小时的只占1.07％，大部分行业工作时间在10～12小时，甚至多达16小时。为了使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工人能适应现代化工业设备操作需要，专门设立工人晨校和工人夜校，进行在职教育。文革结束，虽然国家在平反冤假错案上总算对人民有了个交待，但是，却并没有从意识形态的根源深处深刻反省为什么人们会沉湎于旁观和参与人作践人的恶劣行径，为什么整个中国都会滔入自虐与互虐的罪孽之海。305户家庭的户均人口4.62人，平均每户就业人口2.06人，每个就业者负担2.24人（包括本身）。历史既然如此，也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编：《民国21年度劳资纠纷参考资料》1936年）。第三，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在道德层面深受传统文化良善一面的影响。2010年中国经济增长也存在不确定因素，但保八应该颇有把握。
虽然目前通胀压力还集中在食品领域，但过去30年的几次全面性通胀，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由食品价格上涨开始的。这些模糊、甚至矛盾的政策信号，显然令投资者无所适从，资本市场并因此发生了大幅度的波动。关键在于出口崩溃导致生产能力全面过剩，从而遏制了价格上升。改革初期，货币政策的目标涵盖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所有目标，兼顾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就业和国际收支。
当然，是否需要对独立的央行加强监控，是一个新的课题。今年的通胀风险已经显著上升，可能远远超出央行温和通胀的预期。
如果试图以两个政策工具来实现四个政策目标，其实无解，更何况政府还往往主动放弃对汇率工具的运用。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进入 黄益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货币政策 。从2009年二季度开始，股价反弹、房价上涨，远远超过了经济基本面改善的步伐。市场经济国家长期的历史表明，央行真正能够有能力追求的，其实就是币值稳定，而这个稳定则同时包括国内价格和国际汇率两个方面。
12月再次上升1.9％，引发了对高通胀的担忧。控制流动性的具体做法，包括：（1）窗口指导，即直接与商业银行高管口头交流，警告信贷增长过快的风险。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向是，需要刺激增长时动作敏捷，要控制过热时却反应迟钝。2009年全年新增贷款已经近10万亿元，2010年1月新增贷款又超过1.3万亿元。
二是加速实现政策工具由行政手段向传统的利率和汇率工具转型。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把货币政策目标简化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要素市场扭曲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而另一个关键的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简而言之，过剩流动性、出口、房价和股价上升1个百分点，将分别导致CPI增加0.36个、0.13个、0.22个和0.04个百分点。
（3）存款保证金，即提高强制要求商业银行存在央行的保证金的比例，从而回笼市场上的流动性。这也可能是决策者不愿把政策意向表述得非常清晰的原因之一。可惜的是，目前货币政策决策者似乎大多不愿给市场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这些做法的后果往往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流动性与利率其实只是互为替代品，最终起约束作用的只能是其中之一。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资本市场接收到的政策意向并不清晰，甚至有些自相矛盾：本以为政策调整似乎是在试图改变流动性严重过剩的状况，但央行官员亦曾表示，流动性管理并不等同于货币政策紧缩。
中央银行能够操控的政策工具只有两个：利率和汇率。三是把人民银行改造成真正独立、专业的中央银行。
可惜的是，实际的货币政策可能并没有随着《人民银行法》的制定而真正实现转型，仍然继续追求过去设定的多重政策目标。2003年该法修订时，再次保留了这一表述。
当然，决定通胀最关键的因素则是过剩流动性。1995年立法确定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一新的表述更接近于市场经济的需要。
因此，我们的货币政策似乎又回到了改革初期的状况。过去30年间，关于货币政策目标的描述出现了一些反复。中国已经在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走了30多年，成就惊人。但这样的迟疑可能酿成重大风险，1988年和1994年的高通胀就是前车之鉴。
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有多少个政策工具，才能实现多少个政策目标。中国货币政策的另一个特征是，中央银行不是最终决策者，最终决策权在国务院。
假定在2010年上述四个因素分别上升10％，那么CPI就将达到7.5％。解决国际经济失衡，最好用货币政策。
不过，如何退出，却是各国央行要面对的难题。因此，央行绝对不应该低估今年的通胀风险，而要控制通胀，当前最直接的政策手段是收紧流动性。
进入2010年，央行上调央行票据收益率及存款准备金率的动作频繁，表达了货币政策调整的意图。第三，货币政策没有一个职责明确的专门决策机制，决策过程常常成了非专业化的多方博弈。第二，往往更多地依赖窗口指导和信贷控制等非常规政策手段，而不是常规的利率和汇率工具。美联储面临的困难在于，既要退出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又需避免使经济陷入二次衰退。
但今年这一局面已经开始改变，出口应该会恢复正增长，房价和股价也可能上扬。如果起点是非均衡的，那么稳定在当前水平未必合理。
经济学理论已经证明，解决国内经济失衡，最好用财政政策。最糟糕的情形是，货币政策决策演变成既得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
国务院决定货币政策，好处是将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通盘考虑。不过，既然几乎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追求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自然有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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